个瘦弱的‘女’人来的——只听她高声大嗓‘门’地说：“振海哥，别人硬说你当时在场，全看见的呀！——看见我杨家的孩子不成器，自个人儿轱辘到坡下面去了，活该摔成那样……”

这‘女’人一开口，付振海带来的快活的气氛就淡薄了。大家又把事情记起来，变得烦闷。

这些年来，一听见她的声音，尤其是骂人的声音，人们的心里就像被雨水湿透了的、秋收后谷地里的谷草那样抑郁、寂寞。你看她那‘妇’人家的样子，又邋遢又好笑，三十多岁，头发和脸好像从来也没有洗过，两件灯芯绒衣裳叠着穿在一起，上面有好些油迹。换一个地方肯定会惹人耻笑。

但事实往往出人意料：在田家庄里，她却仿佛一个贵‘妇’人了——因为她的男人是县城‘肉’食供销部的会计，是一个卖‘肉’的——在这物资贫乏一切都凭票购买的时代，这个职位尤其让人眼热。几块猪骨头或者是一挂猪肠子，都能让饥饿的人向她点头哈腰。

正因为此，也没有人相信那个瘦弱的‘女’人——那个被婆婆撵到场院屋里的‘女’人的‘女’孩儿，敢把或者能把比她高出一头的男孩儿推到坡下面去？！

两个‘女’人，一个在村里最强势，一个最受气，大家都知道宠辱对这两个‘女’人是怎样的不同——这虽说像噩梦一样怪诞，却又如街上的电线杆子一样真实——知道明明是胡大霞在欺负人，因此都为田达林的‘女’人大抱不平和担心。

“请你说一句好话，振海哥！我这闺‘女’儿，实在是没有……”

郝兰欣怯生生地望着付振海，小声恳求道。

郝兰欣和田达林的老实，在田家庄前街是出了名的。要不然，也不会在两间西厢房里一住十年。累死累活，工分收入全归老人，到了反而背着一身债务搬进生产队上的场院屋里。

尤其是这个‘女’人，从来就懦弱、本分，不敢在大庭广众下高声说一句话。如其不是万分不得已，是不会牵扯到付振海的。

胡大霞一下子就把话接过来了：

“没有！——没有把我家孩子摔死是不是？我家孩子现在脑袋上还有一个大疙瘩呢！想赖账怎么着？事情说清楚了，你得给我孩子看去！村里的医疗点看不了，上公社卫生院，卫生院看不了，上县医院。给我们继‘波’拍片检查。要是落下‘毛’病的话，我跟你们没完。”

嬉笑着的付振海表情一下凝重起来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知道自己被传唤的轻重——为两个‘女’人作证，不得罪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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