阵子，也惊喜地说：“杨海燕，我记起来了。听说你考上大学没去上，我还为你惋惜了好一阵子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没去上大学，后来你做什么去了？”

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去东莞打工了。”

这时，办公室又进来一个老师，这位老师貌不惊人，却长着一个大大的红鼻子。“红鼻子”老师坐在了时老师对面的办公桌前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听说在那边打工的女孩子，都叫打工妹，是吗？”

时老师也恍然大悟：“真没想到你也成一个打工妹了，那么好的一所学校，当时你家砸锅卖铁也要应该让你上的呢。”

“打工妹”这三个字从他们嘴里轻轻吐出来，充满了不屑与蔑视的意味。我心里郁闷得要死，很想质问他们：“打工妹怎么啦？”但想到有求于人，我还是勉强笑笑：“那时家里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齐的，并且就算凑齐了，我弟就得辍学，妈妈就会要饭，我怎么忍心去上学？”

时老师还是问：“不是有贷款吗？”

我苦涩地说：“贫困生要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，仅印章就要盖70多个，再说我也不一定够那个资格，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朋友，读了四年大学，申请了四年，却连一次都没贷上；一般贷款呢，必须有比你所需要的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做抵押。我要是有比贷款价值更高的存折或物品，我又何必去贷款呢。退一步讲，就算这些条件成立，我还要养家糊口呢。”

时老师终于沉默了，叹了一口气，忽然微笑着说：“你猜猜看，前几天我见到谁了？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你见到谁了？”

他笑意更浓了：“我见到戚威了，他回来看他爸爸妈妈。你知道吗，他和你一年考上的，是北大，现在毕业了，正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深造发愁呢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自愧不如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出国，都是一般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真想不到还有人为此发愁。

戚威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学，也是下放的北京女知青的儿子，北京女知青后来嫁给当地一位稍有头脸的乡干部，那位乡干部官运亨通，直到升任为副县长，戚威理所当然地随爸爸妈妈进了县城，是在县一中读的初中。

当年我们镇有几百名学生参加中考，也只有十几个同学考上了县一中。进了县一中知道，同样的试卷，我们农村学生的中考分数线，竟然比那些拥有城市户口的同学高了整整一百零一分。

高中三年，戚威表现平平，成绩也一直在中下游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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